伊恩·麥克尤恩后遺癥/余華

　　（麥克尤恩的這些短篇小說猶如鋒利的刀片，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撫摸刀刃的過程，而且是用神經和情感去撫摸，然后發現自己的神經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劃痕。）

　　我第一次聽到伊恩·麥克尤恩的名字是在十多年前，好像在德國，也可能在法國或者意大利，人們在談論這位生機勃勃的英國作家時，表情和語氣里洋溢著尊敬，仿佛是在談論某位步履蹣跚的經典作家。那時候我三十多歲，麥克尤恩也就是四十多歲，還不到五十。我心想這家伙是誰呀？這個年紀就享受起了祖父級的榮耀。

　　然后開始在中國的媒體上零星地看到有關他的報道：“伊恩·麥克尤恩出版了新書”，“伊恩·麥克尤恩見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兄弟”，“伊恩·麥克尤恩的《贖罪》改編成了電影”……這幾年中國的出版界興致盎然地推出了伊恩·麥克尤恩的著名小說，《水泥花園》、《阿姆斯特丹》、《時間中的孩子》和《贖罪》。可是中國的文學界和讀者們以奇怪的沉默迎接了這位文學巨人。我不知道問題出在什么地方？也許麥克尤恩需要更多的時間來讓中國讀者了解他。現在麥克尤恩的第一部書《最初的愛情，最后的儀式》正式出版，我想他的小說在中國的命運可以趁機輪回了。從頭開始，再來一次。

　　這是一部由八個短篇小說組成的書，在麥克尤恩27歲的時候首次出版。根據介紹，這部書在英國出版后引起巨大轟動。可以想象當初英國的讀者是如何驚愕，時隔三十多年之后，我，一個遙遠的中國讀者，在閱讀了這些故事之后仍然驚愕。麥克尤恩的這些短篇小說猶如鋒利的刀片，閱讀的過程就像是撫摸刀刃的過程，而且是用神經和情感去撫摸，然后發現自己的神經和情感上留下了永久的劃痕。我曾經用一種醫學的標準來衡量一個作家是否杰出：那就是在閱讀了這個作家的作品之后，是否留下了閱讀后遺癥？回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聽到麥克尤恩名字時的情景，我明白了當初坐在我身邊的這些人都是“伊恩·麥克尤恩后遺癥”患者。

　　我感到這八個獨立的故事之間存在著一份關于敘述的內部協議，于是《最初的愛情，最后的儀式》一書更像是一首完整的組曲，一首擁有八個樂章的組曲。就像麥克尤恩自己所說的：“這些故事的主人公很多都是邊緣人、孤獨不合群的人、怪人，他們都是和我有相似之處。我想，他們是對我在社會上的孤獨感，和對社會的無知感，深刻的無知感的一種戲劇化表達。”然后麥克尤恩在《立體幾何》凝聚了神奇和智慧，當然也凝聚了生活的煩躁，而且煩躁是那么的生機勃勃；讓《家庭制造》粗俗不堪，讓這個亂倫的故事擁有了觸目驚心的天真；《夏日里的最后一天》可能是這本書中最為溫暖的故事，可是故事結束以后，憂傷的情緒從此細水長流；《舞臺上的柯克爾》的敘述夸張風趣，指桑罵槐。麥克尤恩讓一群赤裸的男女在舞臺上表演性交，還有一個人物是導演，導演要求小伙子們在表演前先自己手淫，導演說：“如果給我見到勃起，就滾蛋，這可是一場體面的演出”；《蝴蝶》里男孩的犯罪心理和情感過程冷靜的令人心碎；《與櫥中人對話》看似荒誕，其實講述的是我們人人皆有的悲哀，如同故事結尾時所表達的一樣，我們人人都會在心里突然升起回到一歲的愿望；《最初的愛情，最后的儀式》是沒有愛情的愛情，沒有儀式的儀式，還有隨波逐流的時光。麥克尤恩給這些無所事事的時光涂上夕陽的余輝，有些溫暖，也有些失落；《偽裝》是在品嘗畸形成長的人生，可是正常人生的感受在這里俯拾即是。

　　這就是伊恩·麥克尤恩，他的敘述似乎永遠行走在邊界上，那些分隔了希望和失望、恐怖和安慰、寒冷和溫暖、荒誕和逼真、暴力和柔弱、理智和情感等等的邊界上，然后他的敘述兩者皆有。就像國王擁有幅員遼闊的疆土一樣，麥克尤恩的邊界敘述讓他擁有了廣袤的生活感受，他在寫下希望的時候也寫下了失望，寫下恐怖的時候也寫下了安慰，寫下寒冷的時候也寫下了溫暖，寫下荒誕的時候也寫下了逼真，寫下暴力的時候也寫下了柔弱，寫下理智冷靜的時候也寫下了情感沖動。

　　麥克尤恩在寫作這些故事的時候，正在經歷他的年輕時光。22歲從蘇塞克斯大學畢業后，去了東安格利亞大學的寫作研究生班，開始學寫短篇小說。第一個短篇小說發表后，立刻用稿費去阿富汗游玩。多年之后麥克尤恩接受采訪，回顧了寫作這些短篇小說時所處的境況：“我二十出頭，正在尋找自己的聲音。”當時他反感英國文學傳統里社會檔案式的寫作，他想表達一種個人生存的翻版，他說“早期的那些小故事都是倒影我自己生存的一種夢境。雖然只有很少的自傳性內容，但它們的構造就像夢境一樣反映了我的生存。”麥克尤恩21歲開始讀卡夫卡、弗洛伊德和托馬斯·曼，并且感到“他們似乎打開了某種自由空間。”

　　然后“我試寫各種短篇小說，就像試穿不同的衣服。短篇小說形式成了我的寫作百衲衣，這對一個起步階段的作者來說很有用。”麥克尤恩毫不掩飾其他作家對自己的影響，他說“你可以花五到六個星期模仿一下菲利普·羅斯，如果結果并不是很糟糕，那么你就知道接下來還可以扮扮納博科夫。”而且還努力為自己當時寫下的每一個短篇小說尋找源頭，“比方說，《家庭制造》，是我在讀過《北回歸線》之后寫的一個輕松滑稽的故事。我感謝亨利·米勒，并同時用一個滑稽的做愛故事取笑了他一把。這個故事也借用了一點羅斯的《波特諾的怨訴》。《化裝》剛效法了一點安格斯·威爾遜的《山莓果醬》。我不記得每篇故事的淵源，但我肯定巡視了別人的領地，夾帶回來一點什么，籍此開始創作屬于我自己的東西。”

　　我在很多年前的一篇文章里，專門討論了作家之間的相互影響，我用過這樣一個比喻：一個作家的寫作影響另一個作家的寫作，如同陽光影響了植物的生長，重要的是植物在接受陽光照耀而生長的時候，并不是以陽光的方式在生長，而始終是以植物自己的方式在生長。我意思是說，文學中的影響只會讓一個作家越來越像他自己，而不會像其他任何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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